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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爱情是现实的，婚姻更是嫁妆聘礼的生意经。今日妙龄美女谈婚论嫁，往往先谈彩礼、房产与工资卡。少尉月饷不够买两份大碗面，娶妻理应是奢想。然而，抗战大时代改变了当时中国妇女的择偶观，谱写出今人难以想象的伟大爱情与婚姻。

　　古来婚姻由媒妁之言促成，本质就是买卖。1934年《众志月刊》发表邯郸乡间的农村调查报告，记录了当时冀南乡村的彩礼价格，约为大洋50至150元之间。嫁女价格高低，有赖✅媒人㊣本领。谈婚论嫁没有感情，只是讨价还价。

　　爱情与婚姻是两码事。传统婚姻依父母之言，蕴有以老一代的理性慎选兴家的智慧。然而，自由恋爱于民国初年冒出头，婚姻不再理性。

　　自由恋爱源自接受学堂教育的新女性。1905年，荆州将军祥亨的独女继识一倾家自办箴宜女校，开妇女进学堂读书之先河。传统妇女读书是家垫私教，新式妇女读书却是走出宅门，抛头露面，打破家庭束缚，引发㊣了女权觉醒。

　　1919年就学北京女子高级师范学㊣校的程俊英回忆道，未来的女教员在学校里起哄，将教育传统女德的老师赶走。因为能离家上学的女生，“每个人都有一部家庭的斗争史”。而且女校的学费十分昂贵，学生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姐。新一代女学生手里有钱，心里充满反抗精神，自然大谈自由恋爱，却迅速造成连串痛史。批览当时各种妇女杂志，满纸都是自由恋爱造成的情伤泪痕。

　　自由恋爱制造大量悲剧怨偶，症结在教育。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只办学校，却不管学生毕业后的出路，教育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，造成“毕业即失业”的怪状，时人戏称“游民教育”。女学㊣生学成㊣毕业，若谋不到✅教职，只能吃闲饭。因此，女学生谈自由恋爱的目标，最终还是结婚找“饭票”。自由恋爱与自由婚姻，成为民初的无解难题。

　　袁世凯练北洋军，吸引大批✅知识分子从军，渐渐打破“好男不当兵”的传统观念。黄埔建军，报考资格要求中学以上学㊣历，进一步提高军官素质，成为女学生自由恋爱的重点对象。

　　北伐之前，教育不普及，中学的学杂费是十分昂贵的。即使是公立中学，学费也超出了乡间富农的财力。许多黄埔军官心里，都藏着付不出学费的难堪往㊣事。

　　情窦初开的知识女青年，学历普遍是小学至中学。黄埔军官的知识水平与女学生相当，具备谈情说爱的共同语言，行为谈吐更散发着美人爱慕的英雄气概。同样重要的是，军官收入优渥。

　　“黄埔军官年轻有为，更为人瞩目，自然也就成了女学生，女青年追逐的目标。”抗战时期在华北与八路军紧密合作的李默庵，追忆了女知青倒追黄埔军官的热情，“我记得在✅长沙，有一次，我们在一个学校招聘文书人员。女学生围✅上来，每人给在场的军人一张照片。也有的青年军官，很快交上了女朋友，并肩在大街上行走，卿卿我我，惹得小孩子们跟着他们后面取笑。”

　　李默庵被女学生“包围”时，已是上校团长，但女知青对军官的爱慕是不分阶级的。同时期在南昌任少校股长的帅学富，时常收到陌生女孩的情书。他回忆：“此时我黄埔学生，渐渐为社会人士所尊敬，更为各校女生所羡慕。南昌当时的民谣，即有‘生为女儿身，愿嫁三皮✅客’之句。在此一段时间，我们真是黄金时代。我经常接到素不相识的女学生来信，使我惊喜交集，茫然不知所措。”

　　“三皮”是军官配备的✅皮带、皮鞭与皮靴。“三皮客”到了上海，同样也是十里洋场摩登女生的梦中情人。李默庵随军进驻上海，南市商会会长赶来为侄女提亲。上海豪门家的姑娘，“长得漂亮出✅众，举止端庄，言语适度，颇有大家㊣闺秀的气质”，总算打动李默庵，嫁为军人妇。

　　女知青下嫁军人，总会热心作媒，介绍自己的同学姐妺嫁入军中。当时的黄埔军官，找对象是不愁无人介绍的。

　　抗战时期，一桩重大血案轰动陪都重庆。一位上校团长到银行提取公款，经办女职员爱理不理，只顾与旁人打情㊣骂俏，一拖就是一上午。团长不耐烦催促，女职员回以冷眼。团长军人脾气，破口大骂。女职员却㊣逞起一张利嘴，冷嘲热讽起来：“团长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家里养的那只哈巴狗，也要比你这团长过得好啦！”

　　上校竟被骂成不如狗，团长勃然大怒，拔出佩枪将女职员当场击毙，然后交待银行职员叫来宪兵，敢做敢当。此案成为陪都火热新闻，惊动最高当局。蒋介石亲批宽释，不了了之。上校待遇不及女白领家养宠物，军官自然要被大城市的拜金女白领蔑视。

　　军人也有吃香的。战时军车大多兼营私业，汽车驾驶兵私下载客载货，收入比将军高。时人有打油诗描绘驾驶兵生活：“身坐财神殿，脚踏风✅火轮，马达一响，黄金万两。”驾驶兵一身油腻的“裤连衫”，是战时的㊣财主派头，引起拜金女孩羡慕，常有女大学生愿嫁司机。

　　重庆大后方纸醉金迷，瞧不起收入不如司机的贫穷军官。但前线战区受战火摧残，对军人是满✅心崇敬的。第79师挺进郑州，时任排长的徐枕发现㊣战区老百姓热烈欢迎军人，“那些年轻的小姐们，对官兵有一种说不出的敬慕之心”。当地老百姓争找军官为婿，“只要女儿有一位军官带了去，就欢乐放心，根本不需什么喜饼与嫁妆”。徐枕的连长原本无意找对象，但是“实在拗不过那位媒公㊣的保长，日日缠说不休”，只好㊣㊣娶了媳妇。

　　军官娶亲很容易，但养家实在太困难，老百姓却还是喜欢招军官当女婿。因为军官知识水平高，社会阅✅历广，更有不同凡俗的开创力，只要放下枪杆，就是各行各业的中坚。

　　这就是胡宗南对少尉排长大发雷霆的原因。少尉排长㊣结婚，十有八九会请长假离开部队另寻发展，或到后方机关谋求一个能贪污发财的军职。大敌当前，不容军人任性结婚。徐枕追忆道，七分校的政工人员曾以婚姻为专题，发起小组讨论。双方各执一端，论辩热烈。

　　最终，长官提出无可辩难的结论。抗日战争是“我生国亡，我死国存”的民㊣族圣战，军人志在马革裹尸，结婚徒然制造寡妇，即使侥幸存活，也养不起家。“自己刻苦应该，又何必去找一个心爱的人，亦来跟你受苦受难？发生死亡伤残事故，使得心爱的人终生磨难，良心上如何能心安？是故抗战时期基层军人，以不结婚为宜。”

　　现实如此残酷，好女理应不嫁军官，但是大时代的爱情无可抵挡。当时部队在一地驻防略久，总要背上沉重的眷属负担。因此，能征惯战者都得有一套照顾军眷的过硬本领：孙连仲与杜聿明办眷属工厂；傅作义办眷属团；胡琏节约经费以按月给眷属发眷粮；挺进太行山敌后的李振清，则将全军眷属集中居住在后方，安排军官轮休探眷。

　　军人生活虽说是神仙老虎狗，但军人薪水低落，得意时少，困顿时多。军眷更是颠沛流离，聚少离多。黄埔军官择✅偶，对方大多是家中有钱㊣✅上学的富家小姐，自幼家境富裕，吃穿不愁，原是吃不了苦的。但她们嫁给军官后大多甘愿无悔，一起过苦日子，相伴到老，这是因为战争淬炼了爱情的境界。

　　抗日战争年代伤亡✅惨重，军眷区分为“有依眷属”与“无依眷属”。若丈夫马革裹尸，一朝沦为“无依眷属”的军官太太，常是一肩挑起家业，养育遗孤。

　　经历战乱年代的爱情与婚姻，超越浪漫㊣激情，只要人还活着，就是幸福美满。因此，军人婚姻没有彩礼，没有豪车新房，更没有情人节纪念日之类必备的浪漫“仪式感”，却能在平淡生活之中互相珍惜。这种甘苦与共的感情，是和平富裕年代难以想象的。

　　可以说，大时代军人的婚姻，已经超越“儿戏式婚姻”消夏避暑的诗句、“买卖式婚姻”与“找栖宿性㊣质婚姻”，达到真爱无悔的境界。

　　然而，军人行㊣迹不定，总是难顾家的。若嫁给清廉自持的军官，更得吃苦。黄埔7期的张绪滋官至少将，一生“从不拿红包，或者克扣军饷赚黑钱”。他1940年结婚时已是中校干部，却穷到带单位的报纸回家当引火烧柴的纸媒。其妻原是大家的千金小姐，怀胎六个月，还要亲自赶市集，买点低价的萝卜。张绪滋升官上校，军饷仍然不足养家，张太太挑起扁担，亲自当小贩，卖猪肉、贩苞谷。熬到了少将，将军太太唯一的特权，是带着勤务兵到军部大厨房挑剩饭剩菜，努力喂猪养鸡，一家老小才得以温饱。